一九九三年二月十七日夜里，大邱庄的灯没灭。 厂区的探照灯全打开了，白光打在高炉的烟囱上，打在厂房的铁皮屋顶上，打在村口那排新修的水泥路障上。路障后面站着人。不是一两个，是黑压压一片。有人裹着棉大衣，有人手里攥着铁锹把，有人腰间别着对讲机。他们接到的通知很简单：守住村口，不许任何人进来。 他们等的是警察。 天津市公安局的车队在天亮之后到了。四百名民警，几十辆警车，从静海县城方向开过来，沿着那条通往大邱庄的柏油路，一路开到了村界。然后停住了。 村口横着水泥墩子，后面是人群。民警下车，站在路的这边。村民站在路的那边。中间隔着几十米，隔着一条看不见的线。 这条线，就是禹作敏划的。 要弄明白这条线怎么来的，得从更早的时候说起。 大邱庄在天津西南边，静海县团泊洼。那地方的地，老辈人有个说法：春天白茫茫，秋天水汪汪。什么意思？春天返碱，地上一层白霜，跟下了雪似的。秋天积水排不出去，庄稼泡在水里烂根。七千多亩耕地，大半是这种盐碱滩，种什么什么不长。 静海县志里记载过，那一带“地瘠民贫，十年九歉”。民国年间，大邱庄的村民除了种地，还有一个营生——出去要饭。周边村子的人管大邱庄叫“花子村”。不是骂人，是实情。 一九七七年之前，大邱庄的集体账面上，长期趴着几万块钱债务。还不上，也还不起。村里最好的房子是土坯房，屋顶铺苇箔，冬天透风，夏天漏雨。有些人家，全家只有一条像样的裤子，谁出门谁穿。 禹作敏是土生土长的大邱庄人。他爹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他自己小时候读过几天私塾，认字不多，但会打算盘。年轻时在生产队赶大车，后来当会计，再后来当大队长。在村里，他不算那种闷头干活的人。他爱说话，爱琢磨，爱跟外面来的人聊天。有人说他“眼珠子一转就是一个主意”。 一九七七年选书记那会儿，大邱庄的社员开了一次大会。 当时的会场设在村小学的操场上。没有扩音器，没有主席台，就是几百号人围坐在一起。选举的方式也简单，有人提名，大伙举手表决。轮到禹作敏的时候，他站起来说了几句话。大意是，大伙选我，我干。给我三年时间，摘不掉穷帽子，我自己下来。 这句话后来被很多人记住。但在当时，台下的人没想那么远。他们只是觉得，这个人说话不绕弯子，愿意试一试。 他上台之后的第一把火，烧得很怪。 他没有动地。他没有像别的村那样，组织社员修梯田、挖沟渠、积肥造肥。他把全村的青壮年劳动力集合起来，编成几个队，然后派出去。一个队去天津的造纸厂运稻草，一个队去火车站装卸货物，一个队去建筑工地打零工。 这在当时是有风险的。公社的干部提醒过他，说这是“重副轻农”，方向有问题。他的回答很实在：地里刨不出吃的，就得出去找吃的。先让大伙把肚子填饱，再谈方向。 出去的人，年底带回了现钱。 大邱庄的账上，第一次有了活钱。 但禹作敏很快发现，光靠外出打工，富不到哪里去。一个壮劳力在外面累死累活，一个月挣几十块。村里几千口人，靠这点钱翻不了身。要富，得办厂。 办厂需要两样东西：钱和技术。 钱可以凑，可以贷，可以借。技术，大邱庄没有。 他打听到一个人，叫刘万民。 刘万民是天津一家冶炼厂的设备科副科长。六十年代精简下放，回到了老家。这个人懂冶金，懂设备，懂生产流程。在那个年代的农村，这是稀罕人才。 禹作敏第一次去找他，被拒绝了。第二次去，又被拒绝了。第三次去，他带了点东西，坐在刘万民家的门槛上，跟他聊大邱庄的难处，聊村里年轻人没出路，聊自己想办个厂但不懂技术。刘万民后来松了口，但提了条件：他不管经营，只管技术。每个月要给他开工资，数目是他在工厂时的两倍。 禹作敏答应了。 刘万民选的第一个项目，是冷轧带钢。 为什么选冷轧？热轧投资太大，一套设备几百万，大邱庄拿不出。冷轧的投入小得多，十几万就能起步。而且带钢市场需求大，周围的小五金厂、制管厂都要用。 启动资金十五万。禹作敏把村里能凑的钱全凑了，又跑了几个地方，贷了一笔款。设备买回来，是旧的，刘万民带着人一台一台修，一台一台装。安装调试搞了好几个月，禹作敏天天泡在工地上，有时候通宵不睡。 第一年，冷轧厂赚了十七万。 十七万，在那个年代，对大邱庄来说是个天文数字。这笔钱没有分掉，没有盖楼，禹作敏把它全部投进了第二个项目。高频制管厂。 然后是印刷厂，再然后是电器厂。厂子越办越多，产品越做越宽。带钢、钢管、电器开关、印刷品，什么都做。大邱庄的工业摊子，就这么一个接一个铺开了。 到八十年代末，大邱庄的工业产值已经过了亿。 这个数字，在当时全国农村里，是头一份。报纸上开始出现大邱庄的名字。广播里开始播大邱庄的经验。参观的人从四面八方涌来，有县里的，有市里的，有省里的，有部里的。 大邱庄从一个要饭村，变成了全国首富村。 禹作敏本人也变了。 他不再是那个赶大车的农民。他成了全国劳模，成了全国十佳农民企业家，成了全国政协委员。他去北京开会，住宾馆，坐主席台。他回乡里，县里领导到路口迎接。他去市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