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9月，集宁城外，晋察冀与晋绥部队正围着傅作义麾下的援军苦战。战场形势一度对我军有利，可就在敌军退路受阻、指挥联络中断之际，前线却出现了短暂停顿。这个停顿，给了对手重新组织防御和等待援兵的机会，也让一场原本可能扩大战果的战斗，逐渐转向被动。 集宁之战并非孤立事件。全面内战爆发后，晋察冀军区肩负着牵制华北国民党军、夺取重要交通线和城市的任务。中共中央原本设想，先打通平汉路北段，再相机夺取保定、石门，同时向正太路、同蒲路推进。任务很重，准备时间也预计需要半年甚至更久。 但战场不会完全按照计划展开。晋察冀方面考虑到晋绥军区在晋北作战的需要，加上刘邓大军暂时无法协同，便将主要方向转向大同。大同一旦拿下，不仅能削弱阎锡山在晋北的防线，也能改变华北北部的军事格局。 问题恰恰出在这里。 1946年7月下旬，晋察冀部队进攻应县，连续作战却迟迟没有打开局面。毛泽东很快察觉到异常，连续询问攻打大同的把握、外围清扫需要多久、由谁负责指挥，以及一旦攻城不成将产生什么后果。 电报里的追问，说明中央对这次行动并不轻松。应县久攻不下，已经暴露出部队对敌军防御能力估计不足。可在阳高召开的会议上，多数指挥员仍认为大同守军建制不全、外援有限，城市又相对孤立，因此决定继续实施攻坚。 大同外围作战于7月底展开，至8月初暂告一段落。部队正在休整时，另一边的傅作义已经开始行动。蒋介石将大同方向交由傅作义负责，傅作义表面上派人前往前线谈判，实际上却调动董其武部向卓资山进攻，借此牵制并逼迫我军回援。 这一步很有迷惑性。 9月5日，董其武部向卓资山发动攻击。由于敌我兵力相差悬殊，卓资山仅坚守数小时便失守。卓资山一丢，集宁便成为双方争夺的关键。它连接晋北、绥远，既是交通节点，也是大同外围的重要屏障。 聂荣臻、贺龙随即部署坚守集宁，并将情况上报中央。毛泽东在电报中明确要求，集宁守军必须坚持，不能轻易放弃，同时判断敌军进攻集宁，正是歼灭傅作义部队的机会。 可惜，判断敌军主攻方向时出现了偏差。前线一度认为，傅作义可能沿公路向凉城、丰镇推进，于是把兵力分散到丰镇以西和麦胡图一带。部队距离集宁较远，一旦敌情突变，便难以及时集中。 傅作义抓住了这个空当。9月7日，暂编第十一师、暂编第十七师和新编第三十一师绕道东进，秘密接近集宁。直到9月8日晚，我军才较为确切地掌握敌情。等到各部向集宁收拢时，战场主动权已经发生变化。 9月10日晚，集宁城下激战开始。经过连续作战，董其武部一度攻势受挫，部分部队向西撤退，却被我军堵在脑包山、卧龙山一带。到9月12日凌晨，敌军被压缩在狭窄地区，电台也曾一度被我军摧毁，傅作义与前线部队失去联络。 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当时有指挥员认为，部队连续作战十分疲惫，前线指挥部又距离战场较远，对敌军具体部署掌握不够，因而没有立即组织持续猛攻。战场上，一两个小时的迟疑可能改变局势，更何况整整一天。 9月12日下午，敌军援兵赶到。原本已经陷入困境的董其武部因此得到喘息。更大的问题是，我军没有先集中优势兵力吃掉被围的敌军，而是调转主力，试图优先攻击前来增援的部队。敌我两股力量重新交织，原先形成的局部包围也被逐步冲开。 大同、集宁战役最终未能达到预定目的。虽然歼敌一万二千余人，但大同没有攻下，傅作义部也没有遭到决定性打击。傅作义随后在绥远报纸上发表公开电，对我军加以讥讽。朱德看到后，将这份电文转发部队，意思很明确：对手既然出言相激，正好用战果回应。 聂荣臻主动承担了指挥责任。毛泽东在9月25日给他的电报中，提出要研究陈赓的作战方法。陈赓面对胡宗南部时，常把兵力集中在一点，先歼灭敌军一部，再处理后续变化；他重视侦察，也善于利用敌军行动中的间隙，不轻易被对手牵着走。 陈赓的打法，关键不在于一味猛打，而在于牢牢抓住主动权。能不能集中兵力，能不能判断敌人真正的企图，能不能在敌军出现混乱时连续追击，这些环节缺一不可。集宁战场最可惜的地方，正是已经形成局部优势，却没有及时把优势转化为胜势。 这场失利没有让晋察冀军区停滞不前。经过总结、整顿和部队调整，指挥系统逐步吸取教训，作战方式也更加注重集中兵力、掌握情报和快速决断。战场上的成败，往往并不只取决于兵力多少，真正决定结果的，常常是那几个不能犹豫的关键时刻。 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