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所有的失败归咎于它，把所有的不甘归咎于命运。我以为这是清醒，其实是另一种沉沦。 配图 | 《悲伤逆流成河》 自小我便知道自己和同龄人不一样。我肢体残疾四级，下肢不等长，走路时步伐总带着旁人一眼便能看穿的倾斜。在我的记忆里，同龄人好奇的打量和毫无遮拦的嘲笑，总是比成绩单上那点微薄的肯定，来得更早，也更响亮。 我没办法责怪他们，因为有些孩子起初只是单纯的好奇——为什么我与他们不一样，为什么我的双腿一长一短。但我也无法微笑着面对他们，因为那些脱口而出的字句，像钝器，一下一下，切切实实地砸在了我的皮肉上，留下了看不见的瘀青。 我曾问过妈妈，为什么我走路时会一瘸一拐。妈妈没有急着给我答案，只是弯下腰，轻轻摸了摸我的头发，说等你再长大一些，自然就会明白。 但我迟迟没有明白，从2001年到2026年，我像是被困在了一场延绵不绝的雨季里，整整二十五年，未曾放晴。 我最初能清晰地感知到那些异样的目光与话语，是在7岁时，自那以后，我便不再敢靠近人群。 放学路上，三三两两的小伙伴嬉闹着走过田间，电线杆上的麻雀被笑声惊起一茬又一茬。他们谈论着第二天老师要教的新课文，比较着父母给了多少零花钱，小小的世界里塞满了最简单透明的欢喜。而我，总是故意把脚步放得又慢又轻，生怕任何一点声响引来注意。 那些走走停停的小孩，也离我很远。我走在队伍的最后面，心里默默祈愿，不要有人想起我来，不要让我成为他们谈话的中心。夕阳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长到像是另一个孤独的人，跟着我走回家。 我并不喜欢上学。课堂上，我像一个透明人，坐在教室靠墙的角落。别的孩子争先恐后地举手回答问题，声音响亮而笃定，而我从幼稚园到小学三年级上学期，都不曾主动起立过一次。 体育课更是我的噩梦，自由活动时，他们玩老鹰捉小鸡、捉迷藏，在操场上跑得满头大汗，笑得前仰后合。而我坐在离他们很远的一棵大树下，远远地观望，不敢靠近。偶尔有人玩累了，朝我这边走来，想坐在我身旁休息，我总在他们落座之前，悄悄起身离开。 我最盼望的时刻，是夜晚。我把自己藏进四四方方的小床里，盖上那床薄薄旧旧的棉被，它的边角已经磨损，却是我唯一能寻到的安全感所在。在那一方小小的黑暗里，我暂时忘记了自己是谁，忘记了自己走路的样子，忘记了白天里那些带着刺的玩笑与目光。 我曾天真地以为，长大一些，孩子们会变得宽容。可事实是，成长并没有让他们变得更加温柔，反而让某些话语变得更加锋利。 放学路上，那些曾经只是好奇的目光，渐渐化作了更为赤裸的恶意。瘸子、上辈子肯定做了什么缺德事……这些字眼夹在嘲笑声中，像一根根细针，毫无预兆地朝我刺来。尤其是那些年纪相仿的男孩，他们的目光直白，毫不遮掩地在我腿上来回扫视，仿佛我是一件破损的物品，值得被反复打量和点评。 印象最深的，是一个邻村的男孩。一天中午放学后，他特意穿过长长的队伍，径直走到我面前，脸上带着一种不怀好意的笑，靠近我，直截了当地问：“你是不是得了小儿麻痹症？”那句话像一记闷锤，把我敲得手足无措。我张了张嘴，却什么都说不出来。 我的沉默在他眼中成了猜中后的心虚，他立刻跳开，后退了两步，故意提高音量提醒我身后的同学们，说小儿麻痹症是会传染的，要小心别靠太近。 我想解释，想说不是的，但看着周围那些不明真相的同学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我所有的解释都堵在了喉咙里。最后我什么都没说，只是用尽了全身力气，一瘸一拐地跑回了家。 回到家中，我连书包都没放下，就高声质问妈妈，我到底是不是他们口中说的小儿麻痹。 妈妈看着我涨红的脸和含泪的眼睛，坚定地摇了摇头，她没有多问，但眼神里已然明白了什么。 吃过饭后，妈妈带着我去了学校，找到了那个男孩的班主任。 办公室里，那个男孩见到妈妈，脸上闪过一丝慌乱，连声否认自己说过那些话。班主任没有立刻表态，而是叫来了当时在场的几个同学，询问事情经过。几个孩子站在一起，有人摇了摇头说没注意听，有人沉默不语。 迫于妈妈在场，班主任让那个男孩向我道了歉。一句勉为其难的“对不起”，轻飘飘地落在空气中，并没有让我积攒的委屈得到任何的释放。 这是我第一次站出来为自己讨一个公道，却换来一个轻拿轻放的结局。从此以后，我即使听到再难听的话，也没有再找过父母和老师，我任由那些话像一根又一根细刺，扎进皮肉。 让我不敢再争取的，除了讨不到的公道，还有恐惧。 我亲眼看见了一场暴力，说是斗殴，其实是赤裸裸的霸凌。几个高年级的男孩把一个瘦弱的同学围在角落，伸手向他索要保护费，他们时不时推搡他一下，甚至踢上几脚。 我认识那几个施暴者的父母，他们与被欺负的男孩家甚至算是关系不错。男孩一路哭着回家，而那些霸凌者在他身后嬉笑，临分开时还不忘威胁，要是敢告诉家长，后果自负。过了几天，同样的场景再次上演。 我在人群中，看到曾经嘲笑过我瘸子的面孔。那一刻，我不仅愤怒，更感到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惧。我不敢告诉父母了，怕那拳头有一天也会落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