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缪的世界：埃及猫的艺术史》 作者：贾妍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6年8月 古埃及人因何开始养猫？又为何如此爱猫？这个以嗜猫如命见载《历史》、垂照汗青的著名“猫奴”群体是怎样炼成的？时光倒流五千年，在文明初化的尼罗河畔，这些问题构成了一个必须直面自然与内心的严肃而实际的选择，一个需要在世俗生活与精神世界两个层面付诸实践的承诺——一方面，要将四野逡巡的野猫召到家宅之内，调教为可以缱绻依人的“狸奴”，来做它们的主人；另一方面，则要在世间千万只或在野，或在堂的猫咪之上抽象出一个精神领袖，将其捧上神坛，并奉之为“主人”。我们把前者称作“驯养”，后者谓之“信仰”，然而二者之间是怎样的因果关系，恐怕并不容易说清楚。 那便先来说“驯养”的问题。顾名思义，所谓驯养即人类驯化野生动物实现家养的过程。在我们日常熟知的家养动物中，猫是最晚被驯化的，其驯化路径也是最为单一的。近年来的科学研究和考古证据都表明，尽管当今世界各地“家猫”的品相纷繁复杂，其血统标牌也指向众多，但就基因来看，都可以溯源到古代近东与埃及。换句话说，我们现在养在家里的“猫主子”们，无论是英短、美短还是中华田园，它们的先祖都经历过一个确定无疑的“走出非洲”的过程，而艺术史中的埃及猫，则难能可贵地保留了它们在故乡人眼中心里的样貌与记忆。 古埃及人对猫的驯化大约始于公元前3700年 就现有的考古证据来看，古埃及人对猫的驯化大约始于公元前3700年，驯化对象为体形轻盈、性情较为平和的“非洲野猫”。不过猫的驯化过程究竟是在何时完成的，很难准确考证。一些考古及古生物学家将后期埃及的猫木乃伊进行群体基因检测后发现，这个时期的埃及猫已经具有了现代中东地区“家猫”的典型特征，而其基因的线性起源可以追溯到前王朝和早王朝时期。当然，基因上的可能性还须得到考古证据的支持，就现有的发现来看，公元前2500年以前埃及的古物遗存中极少能找到猫的影子，应该表明彼时的埃及猫还没有达到可以与人和谐共居的程度，它们在埃及人世俗和信仰生活中的作用也远没有之后的三千年那么突出。 新王国开始前，与猫相关的文献材料少之又少，要考证这一物种的驯化过程，大抵还是要依赖考古及图像证据。从古王国中期起，埃及视觉材料中始见生活在自然场域中的猫科动物形象。一组出自第5王朝纽塞拉时期，用于装饰阿布古拉布太阳神庙中“季节之屋”的彩绘浮雕，表现了诸多野生动物在拉神赐福下，于一年中特定时节孕育生产的场景，其中下层图带一只正在分娩的动物，常被视为（野）猫在埃及艺术舞台上模糊但宏大的“初登场”。可惜这组浮雕在“二战”期间的柏林遭受了严重损毁，仅存的碎片不足以复原这只动物本来的形貌细节。不过根据它身体上方仍依稀可辨的象形文字题铭，以及画面描绘的整体地貌环境，这只动物大概率应为猎豹而非野猫。 埃及视觉艺术中另外一种易与（野）猫混淆的动物是斑獛。古王国开始，常可在壁画与浮雕的渔猎场景中看到斑獛的身影，它们于沼丛间捕鸟掏蛋，身形轮廓与生活环境都与野猫近似，只是更为细瘦，嘴尖尾长，比较贴合野生动物本身的自然样貌。中王国起，猫也加入到渔猎场景中，常与斑獛现身于同一片沼丛花茎间，这种图景至新王国后表现得更为频繁。 猫在埃及文物遗存中留下最早且确凿的印迹，应该在古王国中后期，如前篇所举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猫城之主”浮雕残片的案例。围绕“驯养”的话题，这件残片引起我格外关注的细节，在于三只猫的颈间似乎隐隐可见“项圈”的痕迹。事实上，学者林瑟利等人《猫在埃及的早期驯化证据》一文中也提及，在萨卡拉发掘的一处比这更早的、出自第5王朝的墓室中，也有一幅壁画描绘了一只戴着项圈的猫。这种人为添加的饰物，于新王国以后的猫图像中十分常见，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人对猫的所有权以及控制力，或可作为驯养进程有所推进的旁证。 除了以文字符号的形式进入城市名，古王国时期开始，猫入人名的现象也初露端倪。出土于吉萨的一座第6王朝墓葬“假门”上，刻画了一位筛面粉的女仆，在她的头部左侧，以象形文字标注了她的名字，叫作“缪特”（Miut，埃及语“猫”的阴性形式），名尾作为限定符号的蹲踞的猫印证她为现有据可考的埃及历史上第一位名副其实的“猫女郎”。相较于标准状态，此处的猫符号身伏尾展，显示这种动物在由“形”入“文”之初，尚未被完全规训的样貌，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此阶段自然状态下的猫尚未完成“驯化”的状态。不过整体来看，古王国时期与猫相关的材料还是太稀少零散，很难就一两个例子对这个时期埃及人驯养猫的范围和程度做出准确推断。 中王国时期取名“咪咪”的女子增多 进入中王国以后，猫在埃及的文献和文物中出现的频率明显增加，与“人间”生活的互动也有迹可循地愈渐紧密。首先表现在以“猫”为名的人越来越多，其中尤以女性为主。最为著名的是中王国初期一位出身显贵但不幸早夭，在棺木上被唤作“咪咪”（Miit，埃